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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著作权法施行前特殊摄影作品权属的认定
来源:北京市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 更新时间:2020年05月21日  浏览次数

  【案情】

  长城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毛泽东》画册,作者、摄影署名吕厚民。中国摄影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我镜头中的伟人毛泽东》一书,作者署名吕厚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毛泽东》画册,摄影署名吕厚民。吕方系吕厚民之女。2015年1月28日,吕厚民与吕方签署《摄影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将吕厚民包括上述画册在内的全部摄影作品的复制权、发行权等全部财产性权利无偿转让给吕方享有。吕厚民于2015年3月9日去世。

  《独领风骚 诗人毛泽东》是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江苏省委、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唱公司)出版、中唱公司上海公司发行的二十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片中使用了吕厚民拍摄的24幅摄影作品。2003年11月3日,中唱公司与江苏党史办公室签订转让协议书,江苏党史办公室同意将《独领风骚 诗人毛泽东》的音像制品(VCD、DVD及未来技术的音像新产品)的出版、发行权转让给中唱公司独家所有。中唱公司在诉讼中提交了十余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解放军画报》、《人民画报》等证据用以证明涉案作品最初的发表时间以及涉案作品由吕厚民拍摄,但属于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的法人作品,吕厚民不享有著作权。

  吕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中唱公司停止发行侵权音像制品《独领风骚 诗人毛泽东》DVD;赔偿经济损失6.4万元及律师费3000元。一审法院判决:一、中唱公司停止出版发行含有侵权内容的《独领风骚 诗人毛泽东》DVD;二、中唱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吕方经济损失及诉讼合理支出共计5.5万元;三、驳回吕方的其他诉讼请求。中唱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1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中唱公司不服二审判决,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8日裁定提审本案,并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再审裁定,认为:考虑到涉案摄影作品拍摄题材、拍摄过程的特殊性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社会公众对著作权归属的通常认识,依据现有证据不宜认定拍摄者吕厚民享有涉案摄影作品的著作财产权,吕方亦无法依据其与吕厚民签订的《摄影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受让取得涉案摄影作品的复制权、发行权。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八条之规定,裁定:撤销一、二审民事判决;驳回吕方的起诉。

  【要旨】

  对于在著作权法施行前,以党和国家领导人为拍摄对象的摄影作品,如何确定其著作权权属?

  【分析】

  关于著作权权利归属的认定,著作权法确立了“署名推定”的规则。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为作者。根据该规定,实践中通常的做法是根据作品上的署名推定著作权的权利归属,除非有相反证据予以推翻。而标有作者署名的合法出版物则是权利人用以证明权利归属的常见证据形式。

  本案中,一、二审法院即是根据上述规则,认为根据吕方提供的图书可以证明吕厚民是涉案摄影作品的著作权人。尽管中唱公司在二审诉讼中主张涉案照片是由新华社安排拍摄,属于新华社的法人作品,但二审法院认为,中唱公司并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涉案摄影作品是由新华社主持,代表法人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承担责任的作品。据此,一审法院结合吕方提供的图书认定吕厚民系涉案摄影作品的作者并无不当。在此前提下,本案原告吕方依据《摄影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受让取得了吕厚民全部摄影作品的著作财产权,故对涉案摄影作品享有包括复制权、发行权在内的财产性权利。如果从举证分配以及在案证据本身反映的事实来看,一、二审法院的上述认定并无明显不当,其问题在于忽略了涉案摄影作品的特殊性。涉案摄影作品系在《著作权法》施行前,以党和国家领导人为拍摄对象的摄影作品。对于该类特殊题材摄影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不能简单依据当事人提交的拍摄者在《著作权法》施行后出版的个人摄影集上的署名进行认定,而应根据该类摄影作品创作时的社会背景、创作过程以及当事人的具体行为等予以认定。

  再审审查过程中,法院就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等特殊题材摄影作品著作权归属问题向新华社进行了调查走访。新华社在就此所作的回函中指出:著作权法实施前后,新华社对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等特殊题材摄影作品始终享有著作权。从解放前至今,新华社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拍摄照片,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高度的保密性。新华社在选派记者、提供器材、部署拍摄任务和后期的照片编辑、发布与存档等各个方面有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和流程。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拍摄照片,既不同于普通的新闻采访,也不同意一般意义上的摄影创作。改革开放前,我国没有著作权法,也不存在个人执行公务的成果应属私产的社会或法律基础。对于历史形成的照片版权,应当纳入到当时年代的具体社会环境来评析。这些摄影作品在拍摄时的年代都是国家财产,现在由新华社负责具体管理,其著作权应属于新华社。

  结合新华社上述回函的内容,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该类作品特殊的拍摄过程、当事人的具体行为以及意思表示,可以认定吕厚民拍摄涉案摄影作品系为履行单位委派的特殊任务,其拍摄器材由单位提供,拍摄过程以及后期的编辑、对外发布由单位决定并由单位承担责任。在确定该事实的基础上,还涉及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关于现行著作权法的溯及力问题,《著作权法》第六十条规定:“本法规定的著作权人和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权利,在本法施行之日尚未超过本法规定的保护期的,依照本法予以保护。本法施行前发生的侵权或者违约行为,依照侵权或者违约行为发生时的有关规定和政策处理。”其中,第一款规定了著作权法对权利保护期具有溯及力,第二款则规定著作权法对侵权或者违约行为没有溯及力,但对于著作权法施行前创作完成作品的权利归属问题,该条未予规定。如果按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规则,则应当适用作品创作完成之时的规定和政策处理。但,“法不溯及既往”的规则也有例外,《立法法》第九十三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

  对于基于职务行为完成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在作品创作完成之时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现行著作权法则将之区分为法人作品和职务作品,职务作品根据具体情形进一步区分为一般职务作品和特殊职务作品,在权利归属上存在差异。属于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情形的作品,即为特殊职务作品,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本案中,涉案摄影作品的拍摄者吕厚民与其所在单位新华社没有对摄影作品著作权归属进行明确约定,涉案摄影作品拍摄时也没有明确法律规定,如完全按照当时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所有制及权利归属观念,该类作品的所有权利应归国家所有。但再审法院并未简单据此作出裁判,而是根据《立法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精神,参照现行著作权法对职务作品权利归属的规则将该类摄影作品认定为特殊的职务作品,确定由单位享有除署名权之外的著作权,从而使该认定既符合当时社会背景下对此类作品著作权归属的通常认识,也通过对作者署名权的肯定,体现了对作者所付出的创作性劳动的尊重。

  【维权中心提示】

  企业在日常经营中不可避免会使用到各种类型的摄影作品,尤其在网络宣传趋于普及的背景下,借助网络进行各种形式的商业宣传或者文化推广已经成为企业营销宣传的重要方式。在党和国家的重大纪念日或者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诞辰纪念日等重要时间节点上,在互联网上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刊发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纪念文章,是很多网络平台缅怀、纪念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常见形式。对于该类纪念文章中所涉及的摄影作品,很多网络平台并没有事先征得相关单位授权的意识,因而被不少商业维权人士提起侵权诉讼。为避免因该类纠纷使企业经营者陷入不利的地位,网络平台在刊发该类文章时,首先应当辨别相关作品是否仍处于著作权保护期内,对于尚处于著作权保护期内的摄影作品,应当尽可能通过正当渠道寻求新华社等单位的授权,并在文章中为摄影作品的拍摄者署名,如不慎遭遇侵权纠纷,则应认真核实、查验该类作品实际的著作权权属情况,在确定提起诉讼的原告切实享有相关摄影作品著作权的前提下,也可以尝试通过和解、授权合作等方式化解纠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知识产权庭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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